1785年10—11月，萨德在巴士底狱时每天晚上都在写一部色情史上难出其右的作品《索多姆一百二十天》，人物肮脏，情节血腥，主题不正经，有灵魂深处的愤怒，其中一段为罪行辩护的话让人觉得他是十足的堕落者：
一桩罪行若能制造快乐，就不会有悔恨，若对往事的记忆唤起的是快感，自然不会有折磨人的记忆。若罪行不能带来快乐，或因某种感受，快乐像激情或仇恨一样消失了，悔恨就会出现……要赋予罪行以所有力量，使之无可挽回，这是消除悔恨的方式。[462]
这是萨德式的场景：“组合的复杂、同伙的扭曲、欢乐的代价和受虐者的忍耐力，一切超出人性的可能。”[463]在理性话语里，萨德是异类，而在非理性的话语里，那意味着他要恢复人的本性，拒绝以德报怨，拒绝礼仪与荣誉感，要彻底释放心中的愤怒。但萨德的恶有展示的愿望，有别于礼仪与荣誉感所掩饰的恶，它们从旧制度的根基下长出来，然后暗地里腐蚀旧制度。
恶的生存空间是黑暗、隐秘和窃窃私语，是行为与后果之间的漫长距离，总之要逃避因果关系的追踪。大恶是那些看似不具备因果关系的恶、无限绵延的恶、刻意隐藏的恶，它在旧制度有气力的时候极力奉承，趁机取利，在旧制度危急时极力保护它，但在旧制度坍塌时迅速变形，以维新者的面目在新时代里秘密地袒护旧风俗。在一群变形者的社会里，好制度枯朽风化，坏制度却因为善变而横行一时。良好的风俗本是民族精神的支撑，但在坏制度下异常混乱，那里的人有了变形的本领，他说话时满怀深情，却是在用呼吸与发声的技巧，他的声音圆润清亮，但听起来空洞，从容不迫里是冰凉。无限绵延的恶是旧制度的敌人，依附、投机、隐瞒使之成为封闭体系，保守固执被看作政治美德，它想维持旧制度，却必然会背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