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 1（a- f（1））＋P 2（2a- f（2））＋ P 3（3a-f（3））＋…＋P m（ma-f（m））。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不具有实践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发觉P值接近0，行动功利主义者就不会为计算大伤脑筋，而只服从政府的规定罢了。不可否认，我们可以假定某些道德选择的特殊事例，在这些情况下，P值不会太小。这种推理相对于其指导实践的可能性来说，似乎对由它产生的理论思考更为重要。［30］
有人认为，这种用混合策略来解决问题的调和方法包含某种准则功利主义。［31］难道一群行动功利主义者都假定自己采取的解决问题的调和方法有经验的依据吗？当然，如果大卫·莱昂斯说准则功利主义和行动功利主义可以相互融合是正确的，这个问题便消失了。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我无法理解怎样把莱昂斯的论点运用于这样的境遇：一个人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另一个人采取的行动，而另一个人采取的行动又要取决于这个人采取的行动。这种境遇亟须作特殊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