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略见刘咸炘：《中书》，《推十书》第一册，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19页。近年来王汎森教授对此一概念做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阐释，参看《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72～205页。
[2] 这里的“典范”一词关注的是不同学术流派与学人的学术风格；于历时性的典范更替之外，更有并存融会的一面。同时，我使用的“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等概念，也是描述性而非评价性的（其含义可参考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11页注释2）。简单地说，“中心”或“主流”指那些掌握了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人物、流派和机构，“边缘”或“非主流”则恰好相反。但“中心”未必高明，“边缘”也不一定就真的落后（参看第二章）。具体来说，所谓主流派特指由胡适、傅斯年等人倡导的实证主义史学风气。但这一区分落实到具体学人身上，仍有模糊性。通常所谓民国时期的“新史家”，大多指主流派，但某些处于“主流”之外的学者如本章提到的李思纯等，显然不能说是“旧史家”，这也是要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