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汉朝的统治范围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朝北境的广大地区。司马迁对这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于表现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以及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并对它加以继承和发展。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12]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虽是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顾氏的经济区域观念亦十分鲜明。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反映，已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